大航海时代 | 明郑攻台之役的胜负节点
文 | 温骏轩 辑 | 尘埃 兆斌 毛毛
现在,还是让我们把思绪拉到到300多年前。公元1661年4月,代表大明王朝的25000名明郑官兵、数百艘船只,由当年郑芝龙击败荷兰舰队的金门岛-料罗湾启航,向澎湖列岛进发。这一年,可以被视作台湾岛进入中央之国地缘政治版图的起点。由于之前荷兰人早已与明朝方面达成协议,完全放弃在澎湖列岛的军事存在,因此郑成功军队入驻澎湖并没有遇到阻碍。
驻守的荷兰人其实已经预感到郑成功有可能攻台,尤其在明郑几次北伐失败之后。这一担忧,使得台湾荷兰当局很早就希望能够增强台湾的守备。然而远在巴达维亚(今印尼首都雅加达)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高层,却并没有感觉到风险即将到来。驻守台湾的荷兰军队的数量,长期只能维持着1000人左右的规模。一个技术上的原因,在于荷兰的人力资源着实有限。从印度洋到环中国海的整个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范围内,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兵力只有8000人左右。除去那些常驻地的兵力,能够用以应对各据点异动的机动兵力,也就只有1000余人。这样一算,驻守台湾的兵力本身已经不算少的了。
如果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战前,完全没有向台湾派出过增援力量,也是不公平的。在距离郑成功开始渡海还有一年时间时,荷台当局观察到原来在台南经商的华人商贾,开始大规模的转移财产和家属。由此判断出危机将至,并向巴达维亚总部发出了救援信号。一支由12艘船、600余名援军所组成的舰队于1660年7月抵台。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,台湾荷兰当局难以判断郑成功具体的攻台时间,以至于援军在盘桓数月后失去耐性,在留下4条船和500余名士兵后返回了爪哇。这次增援,使得驻守台湾的荷军总兵力增至1500余人。
郑成功攻台路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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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在郑成功攻台之前,荷兰人的兵力有所增加,但从人数上来说,攻台的明郑军队仍然占据着绝对优势。武器看起来是荷兰人可以倚重的技术优势,不过料罗湾海战已经证明了,郑氏家族完全可以向其它欧洲国家购买先进武器(主要是炮),以拉平双方的技术差。出于与中国方面搞好关系,并且压制竞争对手的想法,身在澳门的葡萄牙人,是很乐意充当供货商的。在最后的决战之前,郑成功就曾从金厦调运了45门大炮赶赴台湾前线,而这些大炮便都是从澳门购买的。
没有永远的朋友,也没有永远的敌人,葡萄牙人的做法无可厚非。更何况自从荷兰人染指亚洲之后,双方就已经不再是朋友了。即使在控制台湾后,荷兰人也一直没有放弃过谋夺澳门的想法。就像刚才提到的荷兰援军,其实在出发之前就把再次攻击澳门作为了备选方案。甚至可以说,在始终不相信危机将至的巴达维亚当局看来,澳门才是这次出征的主目标,台湾之行只是为了有个交待罢了。只不过,在荷台当局的极力反对下,这些援军未能前往澳门罢了。
现在,真正能够帮助荷兰人保住台湾的,就只有“地利”了。人数和装备从来不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,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,地理因素都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对于海上贸易线的维护者来说,能够控制重要水道的港口,是至关重要的支点。依托构筑于港口之上的城堡,以及优于舰炮射程的岸炮,攻陷一个港口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学生时代接受的历史教育告诉我们,荷兰人在台湾构筑了两座主要城堡:热兰遮城和赤嵌城。在明郑攻台之役中,这两座城堡成为了胜负的节点。不过这背后的战略、战术原因却少有人知。
先来看看二者的位置关系,热兰遮与赤嵌两城的直线距离为4000多米(之前内容中曾写错了数字),今天都属于台南市区的范围。然而沧海桑田,今天台南市的地理格局,已经完全不能展现三个半世纪前的局面。事实上,从荷兰人初登台湾的1624年算起,一直到离开台湾的1661年这37年间,这一地区的地形地貌就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,而这些变化对双方的战事亦造成了重大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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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西南海岸线变迁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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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接澎湖列岛,以吸引中国商人前来贸易,是荷兰人选择在嘉南平原建立殖民点的主要原因。基于这个理由,自浊水溪起到台南市有超过100公里的岸线可供选择。从经营海上据点的角度来说,避风和防御是两个需要考虑的问题。以此来说,17世纪初的台南市沿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今天我们可以在热兰遮城(今称“安平古堡”)之北,找到“台江国家公园”这样一个地标。每一座郊野公园,都有它的自然属性。台江公园是一座沿海湿地公园,在荷兰人前来勘察地势之时,这个湿地公园则还是内海的属性。
这片内海,被后人称之为“台江内海”。在17世纪初,其靠近台湾海峡一侧的外围,是由总数为11个的一系列沙洲所围就,由北至南分别被中国人命名为:海翁线、加荖湾、隙仔、北线尾、大鲲身、二鲲身……直至七鲲身。沙洲的形成,是因为内陆河流携带的泥沙,在遇到海水阻力之后,沉淀在海岸线附近。比如身在长江口、行政上隶属上海的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,就是沙洲成陆的典型。这一特点,使得沙洲的形态实际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中。仍以崇明岛为例,其每年可以增加5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,预计50年后将与北面的陆地相连。
西班牙人绘台江内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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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江外沿沙洲的存在,能够一定程度帮助阻挡了外海的恶劣气候,使得台江内海成为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港湾。对于希望营造一个各方商船汇聚之地的荷兰商人来说,这一地形结构显然是有利的。理论上看,11个沙洲加上两侧陆地,应该可以提供12条出入内海的天然通道。然而上述台江外沿沙洲,虽然被人类以露出水面部分分别命名,但实际从水下形态来说,都属于相互连接的同一沙洲。每两片沙洲之间水道的深浅不一,并不都具备通航条件。
在荷兰人登陆台湾之时,台江外围水道中,具备通航条件的水道只有一条,位置处在中部的“北线尾”与“大鲲身”之间,我们可称之为“大员”水道。对于荷兰人来说,只有一条水道具备通行条件,并不是一件坏事,这种结构可以大大降低管理成本。想要控制进出台江内海的商船,以及那些授权在内海东侧开发的中国人,只需要在水道两侧建筑城堡,并使得城堡火力能够覆盖水道即可。
台江内海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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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17世纪的海上强国,荷兰人的海上实力是众所周之的。然而你不一定知道,荷兰人在陆地防御战中,同样颇有建树。16世纪后期,荷兰人开始了脱离西班牙帝国的努力。这场战争绵延的时间是那么的长,以至于荷兰独立战争又被称之为“八十年战争”(1568年-1648年)。由于身处无山可依的低地,为了对抗强大的西班牙步兵方阵,荷兰人将意大利人发明、法国人率先使用了的“棱堡”战术发扬光大,其所构筑棱堡密度之大、设计之精巧,堪称欧洲之冠。
棱堡技术在之前的内容中曾经有所解读,简单点说,就是在城堡的外侧构筑多个凸面(这些凸面就是“棱”了),以使进攻者无论从什么方向而来,都会被交叉火力所覆盖。 欧洲人在几何研究上的成就,使得棱堡的设计一度变得非常的复杂,并且颇具设计感。当然,棱堡设计的革命之处,并不只是构筑交叉火力那么简单。比如为了适应火炮的攻击,棱堡不再象中世纪城堡那样使得砖石做外立面,而是更多采用泥土堆筑的方式,以吸收炮弹的能量。
热兰遮城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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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这样说,如果不是棱堡的大量使用,荷兰人即使拥有再强的海上实力,他们根基所在的那片狭小的低地,也早就被西班牙帝国扫平了。这场战争之所以延绵那么久,很大程度在于,战争对于攻击方来说的消耗要大得多。一个属于中国历史的案例,是位列乾隆十大武功的“大小金川之役”。防御方的三万兵力,依托川西高原上的数百碉楼,让帝国在5年战争期间,付出了7000万两白银的代价。要知道,乾隆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,也不过5000万两左右。
川西碉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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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照“大小金川之役”的艰难,就很好理解荷兰棱堡战术在其独立战争中所发挥的战略影响了。西班牙人无法在一个战争周期中,拔除掉足够迫使荷兰人屈服的棱堡。濒临破产的风险,使得帝国最终不得不最终放弃对荷兰的统治权。在台湾的防御问题上,荷兰人倾力打造的两个棱堡,尤其是作为主城存在的热兰遮城,同样有可能把战事时间拉长到对手难以忍受的程度。关键在于,一定要把它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。
作为台江内海的唯一入口,大员水道两侧的岛屿岸线,无疑是棱堡最合适的选址。大员水道的南侧,是一系列以“鲲身”命名沙洲的起点——“大鲲身”沙洲。不过这个发育成陆的沙洲,还有一个经常出现在历史记录中的名称,“大员”岛。这也是为什么,我们会把这道航海称之为“大员水道”。至于“大员”这个名称,到底是怎么来的,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。认同度比较高的说法,是源自原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平浦族部落“台窝湾”社(“社”是对台湾原住民部落的通称)。除了“大员”这两个汉字以外,这个岛屿还有一个同源的转译汉字——台湾。简单点说,大员、台湾实属一词,只不过经闽南语-官话转音之后,变化成了不同的汉字。基于同样的认知,也有观点认为所谓“台风”实际上是闽南语“大风”的转音。
为了控制大员水道,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初登台湾时,就着手在大员岛北侧构筑棱堡,这就是荷属台湾的主城——“热兰遮城”。现在我们知道了,台湾一名最初所指的地域,其实就是热兰遮城所在的这个小岛。在荷属台湾时期,中文资料中多以“大员”来称呼这座岛屿和城堡,乃至代指整个台湾岛。而在明郑入主台湾,尤其是清朝统治台湾之后,“台湾”一名则正式替代了大员。以至于在很多资料中,热兰遮城又会被标注为“台湾城”。至于“台江”之称,很显然也是源自于此。
从大员岛与其南部6个沙洲同样被命名为“鲲身”这点来看,这七个沙洲之间的地理关系是十分紧密的。最起码在荷兰人入主台湾之时,诸鲲身之间已无可通航的水道。及至郑成功攻台之时,大员岛与另外六个鲲身之间实际已经连为一条沙堤,并且与海岸相连。从防御角度来说,这条沙堤的形成并不是坏事。这样一来,荷兰人就更不用担心,明郑水师的船只从大员水道之南进入台江内海了。然而凡事总是有一利必有一弊,水能载舟亦能覆舟,沙也是如此。30多年时间,随波而来的泥沙,不仅仅帮助荷兰人弥合了防线隐患,同样也淤塞了大员水道。
由于水底沙洲的作用,大员水道的西侧,原本分身出来了两个入口,我们可分别称之为“北航道”和“南航道”。在荷兰人入主台湾之后,除了立即在大员岛北侧构筑热兰遮城以外,还随即在“北航道”北侧的“北线尾岛”西南构筑一方形海堡(公元1627后),并试图以其为中心,打造商业基地。因其遗址位于今台南四草湖,今称之为“四草海堡”。不过北线尾岛的成陆状况,并没有大员岛那么好,包括四草海堡本身,亦于1656年被海水冲毁,因此并没有为荷兰人的防御作出贡献。
荷兰人没有修复四草海堡,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在郑成功攻台之前,北水道已经由于淤塞而完全不能使用了。有鉴于此,修复四草海堡并不是很有必要。然而通行条件较好的南港道,实际也淤塞很厉害。以至于在低潮之时,水深只有一米多,无法通航大型船只。前往大员贸易的大型商船,经常只能在水道之西卸货,以小船向台江内海转运物资。
未对航道进行有效疏浚,并非技术原因。甚至可以说,在处理海陆关系问题上,荷兰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经验的一群人。今天,荷兰有差不多1/5的国土,是通过围海造陆得到的,荷兰独立战争是这一延绵了数百年的改造自然工程的战略起点。在将沿海滩涂改造成陆地的同时,荷兰人同时也挖掘出了很多人工港口(比如著名的荷兰鹿特丹港)。可以说,先天不足的荷兰,能够成为17世纪的海上商业帝国,正是受益于他们改造自然的能力。
来自明郑方面的威胁,一定程度影响了大员的疏浚。一方面,荷属台湾当局需要花费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与郑成功方面(包括向巴达维亚当局争取资源);另一方面,一条无比通畅的大员水道,对于已经预感到危险的荷台当局来说,未必是好事。在很多战役中,明显处于被动一方的防御者,会采取主动堵塞航道的办法,来迟滞对手的进攻。比如在1937年,为了阻止日本军舰溯江而上,当时的国民政府曾经组织43艘军舰商轮、185条民船,在长江航道江阴段自沉。
对于荷兰人来说,在还没有兵临城下的情况下,主动阻塞航道无异于自断财路。不过要是因此而对疏浚航道有所顾虑,亦属正常。问题在于,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。人类虽然有改造自然的能力,但这种能力在自然力面前,还是显得十分渺小。至于荷兰人在防御问题上,算漏了什么事,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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